这体现了政策的明显效果。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最近迎来了大批游客。有了绿水青山，才能看见金山银山陇南地处甘陕川三省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陇南优越的自然环境。

绿色是前提，对于陇南市而言，没有最绿，只有更绿。保护生态资源，就是创造致富资源对于陇南而言，良好的生态是陇南儿女赖以生存的根本，更是陇南实现后发赶超的希望所在。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考核权重，突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考核，实行生态环保一票否决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继续聚焦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全方位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坚决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实现全省环保发展各项规划目标，为加强山西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财政智慧，做出财政贡献。与此同时，2017-2020年，省财政累计安排冬季清洁取暖奖补资金44.8亿元，明确各市可结合自身实际，将资金统筹用于清洁取暖相关工作，缓解基层财政压力。

推荐长治、晋城入围全国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三年可获得中央资金9亿元。特别是今年，截止目前省财政已投入75.62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投入。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联合防治法律规制困境必然要求寻求新的法律规制范式。

财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财预（2011）428号）规定：对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地区，中央财政给予适当奖励。2、区域治理与行政属地治理体制矛盾的协调大气污染行政属地治理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模式。根据地方政府参与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情况，对其所在地的企业、个人在贴息贷款提供条件、数量、利率等方面实施优惠待遇。准确计量和监督污染源排放以及强有力的监督执法体系是推行排污权有偿取得的重要保障m。

根据地方政府参与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情况，采取差异性的一般财政转移、专项转移政策。此外，激励性法律规制通过财政金融等激励工具引导地方政府主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控制大气污染源等来实现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目标，有效消除了命令控制性法律规制的副产品，有利于协调区域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

为促进区域大气污染等联合防治，我国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地方政府通过联席会议签订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协议。随着大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凸显，单一的行政属地治理体制已难以适应实际需要。虽然命令控制性法律规制具有彰显政府权威性、降低谈判成本、可操作性强等优势，但也往往面临信息悖论、整体效益低下等多种困境。其次，合理划定两者的调整范围。

根据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情况与融资需求状况，构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性融资担保机制，为地方政府提供倾斜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提升其融资信用度。三是优化区域生态补偿方式。三是优化区域协议订立程序规制。我国以雾猫天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大气污染具有明显区域性、复合性特征，尤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污染区域为典型。

实现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是激励地方政府联合防治的必然选择。四、法律规制优化设计中地方政府联合防治激励工具的选择激励工具选择是实现激励性法律规制的核心制度，关系到激励目标认同、利益配置和效果优劣。

2017年3月，广东与澳门签署《20172020年粤澳环保合作协议》。区域生态利益的综合性和利益平衡方式的多样性，决定区域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通过激励工具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合理补偿。《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指导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激励性法律规制利用市场机制对地方政府等进行合理补偿，促进其信息优势与利益最大化动机有效融合，从而能以较低的干预成本促进信息均衡。建立政府指导下的交易价格形成、交易信息公开机制，健全交易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其次，命令控制性法律规制所采取的强制关闭、限制产量、限制排污等禁限机制有时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中断式影响，甚至影响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使得规制成本高昂，整体效益低。在这些国家重大活动中，中央政府等规制主体采取关停污染企业、控制机动车排放、治理燃煤污染、严格施工管理、禁烧秸秆工作等行政强制性规制工具推进重点区域地方政府联合防治，实现了区域大气质量短期内好转，也为区域联合防治法律规制提供了经验范本。

三是差别性政策担保机制。这样，既可以使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又可以通过搭便车分享区域大气防治收益。

我国应在综合考量大气污染防治成本、收益、支付能力、补偿方式等因素基础上确定区域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标准。二、地方政府联合防治激励性法律规制的有效性目前，我国在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联合防治中探索性建立了部分激励法律规范，激励性法律规制在促进地方政府联合防治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因而单纯依靠激励法律规制也难以有效实现区域联合防治推进。利益失衡必然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博弈，导致其参与联合防治的动力与积极性不断消解。

规定区域行政协议不仅对缔结协议的行政机关具有法律效力，也对行政机关以外的公众具有外部法律约束力。区域大气污染属地治理困境必然要求破除现有体制机制束缚，构建与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内在需求和规律相适应的体制。激励性法律规制一方面通过协商、契约等方式，引导地方政府在自我利益衡量、利益计算基础上实现利益平衡。在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运行中，为提高激励效益，达到激励者与被激励者均满意的效果，应根据地方政府联合防治目标与规制情境合理选择激励工具，进行工具多元优化组合，构建激励工具使用绩效评价机制与协调机制，强化激励信息共享，消除激励工具运用的冲突。

行政属地治理体制不断强化地方政府联合防治命令控制性法律规制的路径依赖，激励性法律规制必然要求实现区域治理与行政属地体制协调，以保障激励工具机制有效运行。因此，协调区域治理与行政属地治理体制矛盾，是地方政府联合防治激励性法律规制构建的基础条件之一。

应从区域层面整合现有的排污交易平台，建立跨区域性交易平台。我国应从以下方面推进区域行政协议法治化：一是明确区域行政协议的法律性质。

2013年12月，广东省原环保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调整地方政府所在地的企业、个人税收征收范围和税率结构，实施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以保障参与区域联合防治的地方政府获得差异性税收利益。

三是建立区域排污权交易监测机制。2、推进利益平衡在一定的利益格局和体系下，如何使利益各方相对和平共存、相对均衡，是制度设计必须遵守的一项原则[4]。大气污染具有无界性、跨区域性和负外部性特征。激励性法律规制通过采取引导、扶持及奖励等激励措施，促使地方政府自我利益与区域整体利益协同，缓解了大气污染区域联合防治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比2015年减少25%的具体要求。在地方政府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激励性法律规制必然要求协调行政属地治理体制与区域治理体制的矛盾，构建区域治理和属地治理体制分工协作机制。

构建与命令控制性法律规制互补的激励性法律规制，在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联合防治中形成激励与约束均衡的法律规制模式，是破解当前法律规制困境的必然选择。根据地方政府参与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情况，对中央、地方税收利益分成比例进行差异性调整，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税收收益。

2、法律规制闲境1）信息悖论。中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的战略目标。